历史课本讲到明末农民战争，通常只留下一幅简洁的画面，农民揭竿而起，推翻腐朽王朝，至于那些遍布城乡、掌控地方社会实际运作的士绅们，他们在城破之日的具体面目，课本几乎不曾着墨。
然而，翻开《绥寇纪略》《明季北略》这些明季史料，会看到一个课本完全不会讲的故事：”崇祯十六年，宜城县一个名叫张联奎的诸生，投降李自成后当上了伪知州。他的妻子何氏被农民军士兵掳去，守节不屈，慷慨赴死。后世史家写到这里，感慨"何氏守节而死，联奎媚贼而亦死"，笔调里满是鄙夷。日本学者山根幸夫在《明末农民起义与绅士阶层的反应》一文中却评论说：这种道德评判，“无视了生员的即使是伪官也要做官的迫切愿望”。一个读书人，宁可被后世骂作“媚贼”，也要在农民政权里谋一个位置，这件事本身，比任何忠奸之辨都更值得追问。
追问的起点，是一个被长期忽略的事实，明末的“士绅”从来不是一个均质的整体，可以明确区分为上层绅士与下层绅士。上层绅士是那些已取得进士功名、曾任或现任官职的乡绅，他们与权力深度勾结，充分享有地主阶级的各项特权。下层绅士则以生员、监生为主体，兼及大量久困科场的举人。这两者虽然同属统治阶级，但在经济利益、政治前途和社会地位上，存在着尖锐的、有时甚至是暴力的对立。
这种对立的根源，在于明代科举制度自身制造出的结构性困境。到了明末，全国生员人数已骤增至50万以上，而能够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者寥寥无几。对此，吴金成的研究指出，生员、监生阶层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得以确立，是明代后期的事情，这意味着他们以诸生资格升官的途径在原则上已被封闭。50万人挤在一条几乎不通的路上，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不过是个“秀才”，既无官可做，也无田可广置，只能在地方上仰上层乡绅之鼻息而生存，而仕途被封闭的生员“前程渺茫”，他们必要对上层绅士特别是乡绅进行反抗，一旦有某种机会就要寻求出路。
这种不满并非到农民战争爆发时才突然出现，它有一个漫长的酝酿过程。万历二十八年，宦官陈奉在武昌横征商税，激起“士民”激愤，此处的“士”即指生员。万历二十九年苏州发生“织佣之变”，一部分知识分子积极支持佣工行动，对官绅的做法给予严厉批判，这些人也属于下层绅士的生员。
天启六年苏州诸生营救周顺昌一事更为典型，当阉党强行开读逮捕诏书时，诸生文震亨挺身而出，“猛烈迫纠巡抚毛一鹭”，其余“诸生五百余人群起响应”，致使开读仪式陷于混乱。上下层绅士之间的冲突有时甚至发展到动用暴力的程度。常熟县乡绅赵士锦侮辱丹徒县学教谕祝化雍，夺其土地，逼其自杀。丹徒县学的生员大举进入常熟县进行报复。常熟县虽召开了绅士会议，但众人惧怕赵士锦的权势，“竟都一言不发”。愤怒的生员们于是采取实际行动，捣毁了赵士锦的私邸。这一事件清楚地表明，在统治阶级内部，上下层绅士之间的对立已经公开化、暴力化。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明末农民战争的爆发为下层绅士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打破现状的可能性”。因此，下层绅士参加农民军，与其说是为了保住自己而不得已投降农民军，不如说是想要实现自己的上升意愿，即被任用为伪官而参加了农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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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判断有充分的史料支撑。《绥寇纪略》卷十记载：“潘独鳌者故应城诸生，与邑绅争田不平，杀县令以反，遂投贼。”一个应城县的生员，因土地纠纷与上层绅士对簿公堂，知县袒护有势者，对他作出不利判决，他怒而杀县令，投入农民军。这样的事例在下层绅士之间恐怕绝不是罕见的现象。
《绥寇纪略》卷七又载，陕西大旱，土寇蜂起，长武县被陷，“环县以借赈杀乡绅”，而贼首之一“”窦阿婆名窦开远，咸阳县之诸生”。一个生员会成为农民军的首领，这在和平年代是不可想象的事。《绥寇纪略》卷十还记载，农民军攻略黄州时，“生员李时荣，拜降马首”，生员主动参拜农民军首领并投降，其姿态之积极，显然不是被迫之举。麻城县被张献忠攻陷时，首当其冲投降的便是劣生周文江，他甚至成为了“从贼大逆”的首领。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农民政权中伪官的构成。《明季北略》卷二十记载保定陷落后的情形：“伪官多陕西洪洞人，皆生员无赖者，奸淫贪杀，民不欲生。”所谓“生员无赖者”，不过是当权者方面的贬斥之词。生员之所以敢于做伪官，“是因为对于升官毫无可能、应试及第后上升为举人进士也全无可能的他们来说，这是唯一能够满足其上升志向的机会”。大顺政权也深谙此道，积极开设科目、考试取士以笼络下层绅士。《绥寇纪略》卷九记载，“扶风举人张文熙得中头名，起草了伪檄”。
证券配资服务平台当然，并非所有士绅都选择了投降。农民军所到之处，各地绅士与地方官组织乡兵、义军，顽强抵抗，进行反击之例不胜枚举。城池陷落之际，负责防守的地方官及与之合作的绅士，甚至他们的家属妻子儿女，其结局大多是相当悲惨的。《明季北略》记载，李自成征召荆州绅士时，“江陵举人陈万策、李开先在所荐中，伪檄下万策自经，开先触阶死”。宁可自杀也不接受伪官，这在士绅中也是一种相当普遍的态度。抵抗农民政权，坚决保全绅士的荣誉，看似是大多数绅士的共同意识，然而，抵抗者多为上层绅士，而主动投靠者多为下层绅士，这一分野是清晰的。
最能体现下层绅士进入农民政权后心态的，是牛金星的故事。牛金星本为举人，因罪当戍边，选择投靠李自成，被授以右相之职。他入京后对上层缙绅的报复行为极为露骨。《明季北略》记载，牛金星“将旧缙绅一部置于地，执笔任意花点，应迟者用军法”。他尤其痛恨翰林院出身的卫允文、杨昌柞等人，“削发，令人尽拔其余毛”，并嘲讽说“既已被剃，何又报名”，“众皆失色”。
牛金星对上层绅士施以如此酷刑，也许是由于他做为下层绅士平素对上层绅士抱有自卑感，而借机发泄其不满的缘故。另一位进入农民政权中枢的举人李岩，据《绥寇纪略》记载为“杞县举人”，其父李精白为天启朝兵部尚书，因阉党背景而受乡里绅士排斥。李岩最初组织义兵保卫乡里，却因功高遭忌，被知县以“通贼”罪名逮捕下狱，后被民众破狱救出，遂投入农民军。他的经历，是一个典型的被上层绅士集团排挤后转而与旧秩序决裂的案例。
综合以上史料可知，下层绅士参加农民军，决不是由于与民众互有联系的意识，而可能是他们想要通过参加农民军来满足其上升的志向。换言之，生员们投靠李自成、张献忠，并非因为认同农民的革命理想，而是因为农民政权提供了他们在明朝体制内永远无法获得的做官机会。
明末士绅阶层的反应，本质上是明代科举制度所制造的阶层分压在极端历史条件下的总爆发，50万生员被困在体制的底层，上升无门，当旧秩序崩塌时，他们毫不犹豫地抓住了新秩序提供的机会，哪怕这个新秩序被称为“伪”。他们的选择无关忠奸配资骗局揭秘分析，只关乎出路，这或许是明末农民战争中最容易被忽视、却最深刻地揭示了那个时代社会结构矛盾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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