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四川人，“嬢”是从小就在嘴边、耳际、目之所及常出现的字，频率远高于“娘”“姨”“姑”，仅次于“妈”，几乎泛指一切年长女性亲属及无亲属关系的女性。小时候股票集合竞价规则，父母两边的女性亲戚，称呼大多是家中排行加上“嬢”；她们的好友则以姓打头，以“嬢嬢”结尾。出门遇到不是奶奶辈、又非同龄或年下的女性，叫个“嬢嬢”总错不了。街上的店面招牌，有“张三嬢面馆”“冯四嬢跷脚牛肉”“李五嬢抄手”“赵嬢砂锅”“周嬢甜皮鸭”……一条街走过，前后左右都是“嬢嬢”。她们面目偶尔统一，可以与同样市井、能说会道但不会武功的金镶玉类比，眉眼含笑，口舌带风，手脚麻利，三言两语，宾主尽欢。
施洪丽便是这样一位“嬢嬢”。
她1971年底出生于四川简阳，高二时肄业，后嫁到简阳小湾村。她靠一己之力撑起了这个家——丈夫生病，丈夫的父亲、母亲、哥哥、嫂嫂、弟媳妇都有不同程度的病痛。家里的田要春种秋收，孩子要养，一家子都需要她照顾。
为了赚钱，施洪丽1990年代外出打工，辗转成都、重庆，2014年去了北京。先后从事餐厅服务员、后厨、摆地摊、擦皮鞋……一通折腾后，转投家政行业，保姆、月嫂、育儿嫂都做过。
文学是施洪丽颠沛中的依托。她从小听外公、母亲讲评书，被种下故事的种子。初中、高中开始看国内外名著，一本接一本。工作后，打工的钱很多花在了买书上。她家的书柜摆着这些年买的一小部分书，它们与柜子掉落的漆、半跌的柜门一样古旧。最贵的是一本沉重的《辞源》，1990年代她斥资180元（是她一个多月的工资）将之买回，成为她重要的工具书。高中时期，她开始写日记，笔耕不辍，积攒下来，本子堆得比人高。
实盘股票配资网2017年，同样做家政的范雨素发表《我是范雨素》走红网络。施洪丽究其来处，第二天便敲响了范雨素所在的皮村文学小组的大门，开始“正式学习写作”。她想效仿一位作家，计划“50岁开始写人生第一本书”。
2020年，她确诊乳腺癌，医生断言她“活不过10个月”，还有医生说“五年生存率20%”。她即刻提笔，写作计划提前到48岁。
她的人生被几件完全不同又都十分重要的事情填满：写作、治病、养家。
化疗等待中、做家政收工后、照顾完丈夫时……她拿起有些卡顿的手机，敲下了近100万字，讲述她的来处与颠沛、病痛与家庭、关于文学的梦与现实……人生诸线在指尖交汇。
这些文字的一部分凝成非虚构作品《嬢嬢勇猛》，于2026年5月出版，为她扬起驶向文学之海的第一张帆。书写到结尾，她已经完成化疗，成为“五年生存率20%”中的一员，她写道：“有时我感觉自己是个正常人。时间会对我宽容吗？我不知道，我的小说还没有写完。”
“女人要顶半边天”
从成都南站往南，以每小时100公里左右的速度行驶1小时12分钟，经高速、国道、省道，再驶入一条仅容一车过的小路，就能到达施洪丽居住的小湾村。
她早早发来地址，但在地图上，那里显示为“千工堰”。类似的名字散落在全国多地，多为明朝时期修建的水利工程。相关介绍说，这些是“劳动人民征服自然、改造生存环境的杰作”。
我们在一个三岔口迷了路，打电话向她求助。仪表盘显示窗外温度40°C，往前望去，空气扭曲似水波。偶尔风过，田垦绿意如浪。
施洪丽骑着电动车破浪而来。她皮肤黝黑，身子敦实，不算浓密的长发梳到脑后，露出快半个脸大的额头。距离确诊乳腺癌并接受化疗已经过去六年，她没有因此瘦削，治疗的痕迹只留在脸上——她的唇色与脸色近乎一致，眉毛稀疏。“你们好啊，跟到起（跟着）走。”她嗓门大过发动机，讲话时酒窝深深浅浅，面容泛上生气。
▲在患癌之后，施洪丽仍然能想办法让自己保持良好的胃口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
她的家在一条岔路的尽头，几年前村里统一建房，她向丈夫的弟弟借了一笔钱，盖起这座院子。现在，几家人一起生活。
进入院门后看到一栋两层砖房，右边是个棚，下面堆满木头。她带我们走进左边的一排平房，那是客厅兼饭厅。正值饭点，桌上摆着一盆豆芽炒大豆，一盆红苕稀饭。红苕或许煮得太久，已经微微失了色。
丈夫靠在沙发上，戴着呼吸机，输氧管贴着人中。他6岁开始咳血，已经五十多年，患有慢阻肺，还有遗传性的肾多囊、肺多囊。现在离不开呼吸机，不然血氧会掉到60%。他刚从医院回来没几天，2025年住院三次。为了照顾他，施洪丽放下工作和手里的稿子，从北京皮村回了简阳小湾村的家。
▲施洪丽的丈夫需要长期使用氧气机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
坐下不到一分钟，施洪丽就兴致勃勃地带我们去看隔壁的小院。里面种着桃、梨和李子。梨树一根枝上结了七八个果子，往下垂着。经过时，枝丫随风摇晃，像在向我们点头。“很甜的。”她说。
院里还有她养的鸡鸭鹅，几只公鸡雄赳赳气昂昂，从我们面前飞掠。鸭子还是鸭苗，跟在一只大公鸡的屁股后面蹒跚。“我的天鹅最好了。”施洪丽习惯把家鹅叫成天鹅，有白有灰。她舀了一勺米，蹲着喂。她为它们起了名字。“哎哟，它们都活不久了哦，我一走就没人养咯。”
小院旁是施洪丽家的田，由于她常年在北京，两块田地近乎荒废，只零星种着番茄和辣椒，与别家葱茏的稻苗相形见绌。
施洪丽几乎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她从小受到的言传是“女人要顶半边天，天生就得干活”，这样的日子已经持续几十年。“你不觉得四川的女人都很会挣钱吗？”
身教来自母亲。父亲常打牌，母亲把三个孩子拉扯大。家中的生活靠种地维持。但大儿媳患上风湿性心脏病，需要长期治疗，小儿子结婚又花掉一大笔彩礼，家中经济吃紧。1999年前后，母亲决定离开农村，到成都火车站讨生活，因为“城里能赚钱”。面对陌生的城市，母亲重新学习挣钱，成了火车站众多嬢嬢中的一个。她在那里靠站、靠喊、靠拉客，熟悉了城市的生存规则。
施洪丽初中升高中时，父母拿出300元供她入学。她家住的地方以前是一个地主的房产，那里一共住了31户人家。曾经有一名道士看过这里的风水，给出预言：这个屋村看着像一个燕窝，这里的女孩子都将像燕子一样，会飞出去，能有出息。这成了父母拿出这笔钱的巨大动力，“我妈妈一直觉得我会是个有出息的人。”
施洪丽在那个学校过得不算愉快，她认为自己“总被霸凌”，佐证之一是有同学得了疟疾拉肚子，其他同学会凑上去关切问候，而她生病时无人问津。她回忆当时的自己成绩差、话少、脾气不算好，“我还是有种自卑。”
转学是她想到的改变现状的唯一方法，但需要600元的相关费用，家里拿不出来，预言的效用止步于此。“我爸爸其实不太支持我读书。”她回忆，那时身边“读书无用论”盛行，班上很多同学都离开学校，或是结婚，或是打工。她选了同样的路，高二辍学后与同班同学结婚——没领证，但她说这是“事实婚姻”——双双辍学，回家种田。等家里人发现，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他们不同意，但是也没有办法。”施洪丽说，“过日子在哪儿都一样。女人要顶半边天！”
“我要带家人飞升！”
嫁到小湾村后，施洪丽发现这个家庭的境况实在糟糕，公公、婆婆都有不同程度的身体和精神病痛，哥哥嫂嫂“有些痴呆”。他们家一开始住茅屋，被哥哥放火烧过三次，烧完又用茅草盖上。后来丈夫的弟弟结婚，弟媳也是个病人，常在家里打人、骂人。
施洪丽的第一反应是“扛起这个家”。那时，她钟爱《浮士德》，翻来覆去看过许多译本，尤其喜欢结尾：永恒的女性，领我们飞升。她深受鼓舞：“我要带家人飞升！”
往后的很多年里，不少人问过她为什么不离婚，她说：“没想过。第一个都这么差，万一找个更差劲的呢？”再往下问，她会岔开话题，聊起自己迟迟不肯结婚、已经过了30岁的女儿，怕她老了没有人照应。
我问她，在这段婚姻里收获了什么？她想了想告诉我，2026年4月，在北京酒仙桥骑电瓶车，一辆汽车超车时将她撞倒，医生说有骨折的可能。她求告无门，只能不了了之。当时丈夫在四川治病，“如果他在，至少身边有个人。他可以帮我出主意呀。”
成婚后，施洪丽觉得种田收益有限，不如去城里打工。
最开始，施洪丽在成都的餐厅后厨帮工。大型餐厅的话事人是厨师长，他的徒弟、亲戚能在厨房获得较好的位置。她找到机会向一个厨师长拜师，就快做到红案厨师（主要负责炒菜、做肉菜和冷热菜肴的师傅）。学着学着，对方想把她介绍给自己的傻儿子，她连连摆手。工作一年半后，她从饭店辞职。
她不想再孤身打工，把丈夫接到成都。摆地摊、卖水果，没搞几天，轮番被没收。她买了四个塑料凳、几把刷子、几管鞋油，拉着丈夫到火车站支了个地摊擦鞋。“本小利大，机动灵活。”
在火车站，施洪丽见到太多贫穷和抢掠。有人走在路上，因为耳环遭抢被撕下大半个耳朵。有残疾人行动不便，因此被票贩子骗走手上的钱。火车站的人群中有各种帮派，有的冒充铁路工作人员骗旅客。有人游说施洪丽：“跟我们一起喊人，一天要挣两三百，比你擦鞋强多了。”施洪丽当时月收入不超过200元。她动心时，被母亲拦住。“她说宁愿饿死，也不挣丧尽天良的钱。”
“因为穷，人性变得很恶。”施洪丽说，“我母亲之所以不让我们去干那一行，可能也是还没有到最穷的时候。”
2002年，成都市开展了一系列整治工作，火车站不允许摆摊。她找到一份做保姆的工作，这是当时为数不多的不卡学历、无需专业技能的活。第一个雇主是一个台湾人，施洪丽干了五年。
那些年，北上广家政市场开始普及“月嫂”，各大家政公司、培训机构自行开班，培训后发放自制的“月嫂上岗证”“母婴护理师结业证”。施洪丽参加了培训。她成了下一个雇主家的月嫂，一个月能挣500元。2007年是猪年、2008年是奥运年，这两年出生的小孩都很多，施洪丽有些忙不过来。“但他们不止雇一个月两个月，而是用月嫂的价位一直让我带宝宝。”施洪丽因此在这个雇主家做了几年。
雇主家的太太不反对她看书，只会在一旁说：“反正人文的东西，都穷。”但与她遇到的其他雇主相比已经很好，有的雇主在她看书时会骂她“胡萝卜捣蒜，不是一个正经锤锤”。曾有一个雇主说她身为保姆“读那些书叫人耻笑”，“写出来也没人看。”
▲施洪丽和她多年来购买的书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
雇主跟太太离婚，她又被叫去给他的新太太打工。这次的婚姻有些暴力，新太太不“听话”就会挨打，第二天又笑容满面。“那就是有点物质享受的生存嘛，跟爱情不搭边。”
在川渝做月嫂的工资渐渐负担不起施洪丽的家庭。2014年，她北上求职，每次找工作，都带上《华西都市报》《四川日报》采访她的报道的复印件。她有催乳师证，函授过大专，这些都成了优势。
她自认在职场做得不错，有眼力见，该张嘴张嘴，该收声收声。她恪守“逢人减岁，遇货添钱”的原则，对每个雇主都笑脸相迎。
患癌前两年，是施洪丽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一个月工作26天，公司抽了中介费，落到她手上能剩一万二到一万四。接私单中介费少一点，能多挣一点。那些年，她靠做月嫂的钱，支付丈夫的药费和家里的生活开销。
“幸好还有文学”
2020年的一天，一位雇主聊起48岁的亲戚因乳腺癌去世。当晚，她梦见与恶鬼打架。她跟朋友聊，说自己患乳腺增生十多年，那几年常发低烧。朋友让她去检查。
检查报告出来，写着“癌”的英文字母开头“CA”，她以为是缺钙。医生说：手术后也许能活10个月，花费几十万，不一定治得好。她在医院嚎啕大哭，她不信，换了几个医院检查，都是一样的结果：乳腺癌，转移到部分淋巴，五年生存率20%。她还是不信：“算命的说了，我能活到七八十岁！”
施洪丽告诉了所有关系过得去的人，发了朋友圈。电话里，父母让弟弟们赶快筹钱，走访了三位乳腺癌幸存者，找了大量偏方，咨询医生，拜访村干部，了解癌症患者的政府救助政策。她在北京没有医保，终于下定决心回老家治疗。退租时，房东太太免了她治病期间的房租。
离开前一晚，施洪丽站在温榆河大桥远眺，她将那一幕写进书里：夜深了，孤月高悬，稀朗的飞机像流萤拖着尾灯，升降着找它们的生命轨迹……河上水汽弥漫，霓虹闪烁的倒影迤逦延伸至远方。
手术前，在云南一个县城的饲料厂当质检员的女儿拿出筹到的9万元，大部分来自领导和同事。施洪丽愧疚，觉得女儿因自己欠了人情，以后都要在那卖力工作。
施洪丽做了乳房全切和淋巴清扫，手臂因此受到影响，一度不能提重物。她在床边挂了一个结，睡觉时手伸进去，保持悬空，缓解疼痛。
按照治疗方案，需化疗8次，每次21天，住院5到7天。施洪丽化疗的反应不大，没怎么吐，头发还剩三分之二，但是化疗完没胃口。她强迫自己吃健胃消食片，再把饭菜往肚子里塞。“那些人（病友）吃不进，瘦成一根藤，很快就不行了。”
治疗早期，施洪丽看了一些抗癌的书，手机每天推送癌症患者的视频，她专挑抗癌成功的、长命的看。在医院，护士见她能聊天，请她开导情绪低落的病人，有她在的病房笑声不断，她还帮好几个人在微信绑了就诊卡。
化疗4次，过了快半年，施洪丽受不住了，她想回北京。她要重新上工赚钱，这个家庭经不起更多消耗。她更舍不得每周的皮村文学课，那是她好不容易找到的心之所向——那些年，只要不工作，她一定会出现在每周六的皮村文学课上。
癌症病人找工作充满阻碍，雇主听说后大多没了下文，她只能陆续打些散工。饶是如此，她也能每个月挣6500元。
文学课终于继续了。通过皮村的文学课，她真正从“阅读”靠近了“写作”。以前的日记只是“所思所想所感”，“但文学创作，比如小说，还需要画面感、场景描写、人物和故事结构。”
▲施洪丽的日记本 图/施洪丽纪录片《今年雨水特别多》（片名暂定）截图
她重读《水浒传》，注意人物为什么以某种次序出现，为什么以鲁智深开篇，又怎样回到鲁智深；读《红楼梦》，会留意白描、人物对话和幽默；读刘震云、余华等作家的书，则会观察结构和叙事推进。她把这种阅读称为“拆书”。
一位老师上课时，提醒文学小组成员，小组的知名度已经提高，只写短小的“豆腐块”不够，应该开始准备写长篇，这样将来有人约稿时，手里才有完整的作品。施洪丽由此开始构思一部长篇小说：写自己生长的村庄，以几个有文学梦想的人为中心，把个人的命运与村庄的变化相连，从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写到2037年。这是属于她的《百年孤独》。“十年后，马孔多还在下雨，而我们可能已经凋亡。”施洪丽说。
同时，她翻出近十年的日记，打算从中寻找素材，写成系列非虚构故事。此前，编辑杨沁参与编辑文学小组的作品集，收录了施洪丽的《一个四川月嫂的江湖往事》。2024年年末，杨沁得知施洪丽正以抗癌经历为线索，记录半生的风云故事和闯荡见闻。初稿读到一半，她便决定要做这本书。
施洪丽前后写了三稿，用了一年多，其间只上了两个月的户（在家政行业，去别人家做保姆叫“上户”）。她不只在出租屋写，在医院、老家和往返途中也写，只要身体允许，就拿出手机继续写。
几番争执后，杨沁用了第一版，但直到发售时，施洪丽都觉得自己的文字太大白话，“没有文学的质感。”杨沁劝她：“为什么你会认为自己的语言特点没有价值呢？你知道我为什么选中这本书吗？你的特点恰恰是大白话与古文的碰撞。”在编辑手记中，杨沁的评价更具体：带着举重若轻的乐观和豁达，又心酸又好笑，又俗世滚滚，又有古典气质。
施洪丽曾汇款到报纸上古汉语函授班广告中的地址，只收到几册《古代汉语》教材。她认真翻阅，越看越喜欢《古诗十九首》。她热衷古典文学，能够背诵《琵琶行》《孔雀东南飞》《离骚》中的长段文字，尤爱《洛神赋》这样的辞赋，觉得“文笔华丽，词藻优美”，对结尾“命仆夫而就驾，吾将归乎东路，揽騑辔以抗策，怅盘桓而不能去”印象深刻，因为“洛神走了，他（曹植）什么也没得到，很惋惜，这很文学”。
施洪丽的文学梦始于初中。小瑛是她初中最好的朋友，二人一起爱上文学，梦想成为作家。与施洪丽一样，小瑛没能继续完成学业。初中时，她被家里逼着辍学，结婚、生子，不工作，成天闷头在家写小说。
小瑛因此与村里人格格不入，成了大家的笑话，也招来家暴。丈夫怒极，将她的小说烧掉。小瑛喝农药自杀。
这对施洪丽造成了巨大打击，也成为她继续写作的动力。2017年，她第一次在皮村上课，北大教师张慧瑜正在讲解《我是范雨素》，教室里摆满了工友自己写的书。坐在课堂里，她突然想起小瑛，如果当年有这样的写作环境，小瑛或许不会死。
聊到这里，丈夫洗澡的时间到了。院里有一个充气澡盆，是多年前施洪丽做月嫂工作的遗存。她往里面装满水，每天下午4点半，水的温度热到刚好，她会带着丈夫在里面洗身子，水几天一换。这样省水省电也省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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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洪丽在后院帮丈夫洗澡，水是被太阳晒暖的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
我陪她下楼，走廊摆着一张书桌，上面有两排半米高的书，中间是笔和本子。天气不热、不用开空调的时候，施洪丽就在这里写作。
她停下，喘了几口气。现在，她长时间大嗓门说话、快步走、爬楼梯都会感觉疲惫，身体的变化告诉她，自己患过重病。她指了指桌上的书，叹了口气，说：“幸好还有文学。”说罢抬头看向前方。
顺着她的目光望去，农田铺满大地，眼际皆翠，阳光渐柔。近处有个水塘，一只白鹭轻轻一点，直飞云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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